【编者按】当一台机器能够在数秒内概括一篇论文、提炼一本专著的核心论点，历史学家还能做什么？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正在使这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阅读、检索、归纳和写作，曾经被视为人文学者最基本的劳动，如今似乎都可以在算法的协助下完成。面对这样的变化，历史学家是否只需更有效地处理已有知识，还是仍然承担着机器无法替代的工作？
亚历山德拉·沃尔沙姆（Alexandra Walsham，1966— ）的回答并不悲观，但也并不轻率。就她目前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而言，AI主要消化、重组和总结已经存在的知识，却不能真正知道那些尚未被发现、尚未被解释，甚至尚未成为问题的事物。历史研究从来不只是压缩信息，它要求研究者回到史料源头，判断一项说法来自何处，辨认材料为何以这种形式保存，追问文献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并对自己的解释承担责任。
在沃尔沙姆看来，新技术的出现反而迫使历史学家重新说明自己的工作。机器生成的文字越流畅，研究者越需要追问它是否可靠；检索工具越高效，越需要理解一个词语、一段文字在整体文献中的位置；数字图像越容易获得，越不能忘记一部旧书、一份手稿或一件宗教物品仍然具有不可化约的物质形态。历史学家的核心能力，由此重新指向一个古老原则，即“回到源头”（ad fontes）。
沃尔沙姆现任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英国历史协会主席，英国科学院院士（FBA）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FAHA）。她早年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后获英联邦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英国宗教改革史家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此后，她曾长期任教于埃克塞特大学，并于2010年重返剑桥出任近代史教授，亦是担任此教席的首位女性学者；2019年至2022年间担任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沃尔沙姆教授曾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会长、《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联合主编，并于2017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在国际近代早期史领域享有重要声誉。她长期研究近代早期不列颠的宗教史与文化史，尤其关注新教与天主教宗教改革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后果。她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神意》（Pro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999）出发，考察近代早期人如何借助“神意”（providence）理解灾难、疾病、死亡与政治变动；在《景观的宗教改革：近代早期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宗教、身份与记忆》（The Reformation of the Landscape，2011）中，她把树木、石头、圣井、废墟与地方景观纳入宗教改革史；近作《世代：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年龄、血脉与记忆》（Generations，2023），则从年龄、祖先、家庭与代际关系出发，重新解释人们如何经历和记忆宗教变化。
2025年10月，笔者在剑桥对沃尔沙姆进行了访谈，并在随后数月通过邮件继续就剑桥史学传统、宗教改革研究和当今AI时代历史学者的处境等问题向她请教。谈话从中国学界熟悉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开始，却逐渐转向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何以造就一位历史学家？
罗彰凯与亚历山德拉·沃尔沙姆，剑桥，2025年10月
历史学家如何被培养：剑桥、师承与博士训练
中国学界提到“剑桥学派”时，通常首先想到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您看来，这一传统今天是否仍在延续？当代剑桥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新剑桥学派”？
沃尔沙姆：我认为，剑桥学派的传统仍然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今天的剑桥仍然与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密切相关，尤其延续了昆廷·斯金纳及其同事发展出来的独特方法。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作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它强调，解释政治思想中的关键文本和经典文本，必须把它们放回特定的话语语境与历史语境。我们不能把这些文本当作超越时代、可以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理解的永恒命题。
除斯金纳之外，约翰·邓恩（John Dunn）和波考克（J. G. A. Pocock）等人也对这一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深深进入剑桥的历史研究，而且对剑桥之外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因此，政治思想史与思想史至今仍是剑桥历史学非常强大的领域。不过，另一方面，今天的剑桥史学已经比过去多元得多。它包含许多研究方向，也延续着不同的学术传统。
剑桥一直有重要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传统，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在这方面尤其重要。他推动剑桥的历史研究更深入地进入欧洲之外的世界。近年来，随着“全球转向”（global turn），这一传统又得到进一步扩展。历史系中有研究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和奥斯曼世界的学者，剑桥的视野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英国史和欧洲史。
与此同时，英国史和欧洲史仍然是剑桥的重要领域。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一传统，但我们正在把这些较为传统的研究领域引向新的方向，例如物质文化、记忆和文化史。
所以，我不认为今天存在一种单一的“新剑桥学派”。即使一定要这样称呼，它也只能是一个包含多条脉络的、多元的共同体。剑桥或许仍然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强大影响力的历史学中心，但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或整齐划一的实体。
如果剑桥并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偏好，那么它作为历史研究共同体的特色是什么？
沃尔沙姆：我不认为存在某种单一偏好，可以概括今天剑桥历史学的全部研究。用英语中的一个说法，我们更像一个“广纳不同取向的共同体”（a broad church）。
历史可以有许多实践方式。我们的同事从事很不相同的研究，也努力对多种历史写作方式保持包容和开放。有人研究政治思想，有人研究经济与社会，有人关心文化、宗教、环境或全球联系与相遇；有人大量借鉴其他学科，也有人更集中地从事档案和文本研究。我们并不要求所有人遵循同一种方法。
剑桥与牛津或其他英国大学之间的区别，现在可能也没有过去那么明显。牛津同样经历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保留了英国史和欧洲史的传统。其他大学也发生了类似变化。
如果说剑桥仍有某种较为突出的特点，或许是历史学家的规模、密度和集中程度。剑桥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历史学者群体，因此能够覆盖极其广泛的领域，也能把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训练背景的学生和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形成一种统一声音，而是使不同方向能够在一个高度密集的环境中持续对话。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共同体中，是否仍然存在某些所有历史学家都应当接受的基本训练？您希望年轻研究者继承剑桥传统中的哪些品质？
沃尔沙姆：我认为，一名优秀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品质是严谨（rigour），也就是研究本身的严谨。
历史学家必须回到史料，维护研究的完整性。不能走捷径，也不能仅仅接受别人已经给出的结论。我们必须直接面对材料，观察史料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我所说的“回到源头”（ad fontes），并不只适用于某一份单独的文献。它同样适用于一类史料、一个文类，以及这些材料所在的档案馆、图书馆和收藏机构。历史学家不仅要阅读材料的内容，还要理解它是怎样被生产、分类、保存和传递下来的。
不过，我们在严谨处理史料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即使竭尽所能，以诚实而审慎的方式解释材料，仍然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的塑造。我们所处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个人经历和学术训练，都会赋予我们观察史料的特定视角。
因此，历史研究具有某种主观性。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历史学家不能因为遵循严格方法，就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所有立场和预设。我们必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保持反思性，追问自己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解释材料，又携带了哪些由训练和成长经历形成的思想包袱。
这可以说是我的治史信条（mission statement）和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研究的严谨和史料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自己的解释位置保持批判性认识。
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史学传统不只是若干具体方法，也包括研究者对自身局限的认识？
沃尔沙姆：是的。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受到自己所处环境和时代的塑造。我在《世代：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年龄、血脉与记忆》中讨论了不同代际的人们受其所处时代影响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家自身。
随着时间推移，新的思想不断出现。较年长的一代有时不会完全认同年轻一代的研究方向，这是可预见且正常的。我们需要继承严谨的史料训练，但也必须允许新问题、新材料和新方法进入历史研究。传统只有在不断受到检验和修正时，才会保持活力。
沃尔沙姆著《世代》（Generations，2023年）书封
如果把您的研究放在较长时段的剑桥史学传统中，您会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您的研究是否延续了剑桥对史料批判和历史语境的重视，同时将这些方法扩展到文化史、记忆和宗教经验？
沃尔沙姆：大体而言，我认为这种概括是准确的。我的研究确实延续了对史料批判、制度语境和历史语境的重视，同时也将这些方法带入宗教文化史、物质文化和记忆研究。
不过，我也需要强调，我的学术形成并不只来自一种剑桥传统。我早期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后来才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帕特里克·科林森，他接受的是伊丽莎白时期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训练。同时，当我在剑桥攻读博士时，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在那里从事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他们所代表的历史人类学传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还接受过历史学和英语文学的双重训练。英语文学的学习使我更关注语言，注意人们如何借助具体词语组织经验、塑造信仰并讲述过去。后来，我也受到文化史和人类学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我的研究。
因此，我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宗教史内部一个更广泛的变化，也就是从较为集中的教会制度史，走向宗教的社会史与文化史，更加关注宗教实践、普通信徒、物质对象和宗教经验。不过，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认真对待神学和宗教观念。
宗教史不能只关注制度，也不能只描述实践。观念、制度和经验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人们相信什么，会影响他们如何行动；他们如何参与仪式、使用物件和理解周围世界，也会反过来塑造信仰。
您的博士导师帕特里克·科林森是中国学界相当熟悉的宗教改革史家。您在许多著作的致谢中都提到他。他在博士阶段如何指导您？
沃尔沙姆：他是一位非常有人情味的导师（a wonderfully humane supervisor）。我认为，导师的重要职责是支持仍在寻找方向、又经常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的年轻学者。我后来指导学生时，也一直试图以自己当年受到的指导为榜样。年轻研究者常常不确定自己是否正在做有价值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导师需要给予他们信心，告诉他们哪些工作已经做得很好，哪些问题值得继续追问，同时也要鼓励他们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最重要的是，导师要传递对我们所从事工作的热情，因为热情具有感染力。就这个意义而言，导师具有一种近乎“传道式的使命”（an evangelical mission），需要启发自己所教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研究为什么值得投入。
科林森对我的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指导方式上。他的研究在我的工作中留下了非常清楚的印记。我们都相信，宗教和信仰是历史中非常强大的能动力量（agents in history）。宗教不能只被理解为政治结构的附属现象，也不能被简单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信仰本身具有力量。人们对上帝、教会、救赎和真理的理解，会塑造他们的行动、选择和冲突。科林森的研究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它也贯穿了我后来的许多工作。
不过，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不同文化、个人背景与个人信念的产物。科林森的作品有他的时代和个人印记，我的作品同样会有我的印记。我知道有些问题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将来我的学生也会不同意我，或许他们现在已经在不同意我了。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学术传承不应当要求学生复制导师。学生能够质疑和修正上一代，正是历史研究继续发展的方式。
您过去曾把博士阶段称为自己经历过的最艰难挑战之一。困难主要来自哪里？
沃尔沙姆：博士研究确实非常艰难。和许多年轻学者一样，我当时并不确信自己正在做什么，也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
攻读博士意味着你必须独立工作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要面对材料、论证和写作中的许多困难，也会遇到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障碍。它很像一场马拉松。最后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不仅是一项智识成就，也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成就。你必须越过博士研究带来的许多智识和个人障碍，才能抵达终点。
二十多岁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对自己感到不确定的人生阶段。博士研究中的不确定与个人成长中的不确定叠加在一起，会使这段经历变得格外艰难。我现在也经常从自己的学生身上看到相似的情况。
科林森当时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他帮助我相信，自己的研究具有价值，也让我能够继续完成这场漫长的挑战。
今天的博士生面临怎样的环境？除了信心，他们还需要哪些品质？
沃尔沙姆：从智识训练来说，他们需要严谨。他们必须遵循历史学长期形成的方法，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具有说服力。
不过，今天的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困难。大学面临很大压力，学术职位更少，对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要求比以往更高。人们对他们怀有很高的期待，我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学生正在承受怎样的压力。
我还想强调一点。人们应当因为希望研究历史而攻读历史学博士，而不应只是把博士学位看作进入学术职业的阶梯。博士研究应当具有自身的价值（an end in itself）。它能够扩展人的心智，也可能使人走向大学职位以外的许多道路。
历史方法如何被应用：沃尔沙姆的宗教改革研究
您长期研究英格兰宗教改革及其后果。您曾直接把宗教改革称为一场“革命”。在您看来，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究竟给英格兰社会带来了什么？
沃尔沙姆：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十六世纪是一个充满震荡的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断裂和社会重组。这些变化当然首先涉及宗教与神学，但也与政治变化紧密相连。它们既产生了直接后果，也对后来的社会造成了长期影响。因此，我认为宗教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revolution）。
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它分裂了西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它在一个相信真理只有一个版本的世界中，制造出了宗教多元性（religious plurality）。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宗教改革中的不同阵营通常并不追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容。它们仍然相信自己掌握着宗教真理，也希望维持信仰的一致性。但宗教改革的实际后果，却是让强制实行单一真理变得越来越困难。它制造了宗教冲突，也制造了不同信仰并存的现实。
这些变化留下了非常长久的后果。宗教改革播下的一些冲突、分歧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影响。
如果宗教改革是一场造成巨大断裂的革命，为什么您又主张中世纪与近代早期之间的边界必须保持开放？这两种理解是否存在矛盾？
沃尔沙姆：我认为，中世纪与近代早期之间的边界必须是开放的、可穿透的（porous）。较早的历史研究有时假定，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断裂。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今天仍然通行的一些分期模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同时也受到现代性目的论（teleology of modernity）的影响。
换言之，人们后来把宗教改革描述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的决定性分界线，这种叙述并不完全是中性的。它可能把后来的“现代”当作历史必然抵达的终点，并据此重新组织此前的历史。
我不认为可以在不了解中世纪晚期的情况下书写近代早期史。宗教观念、地方共同体、礼仪实践、物质遗存和社会关系，都存在着重要的延续。过于僵硬的分期有可能遮蔽这些连续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否认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剧烈震荡。历史学家仍然需要解释这些断裂。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延续”与“断裂”之间选择一方，而是理解二者如何同时存在。宗教改革可以是一场革命，同时也是一项深嵌于中世纪遗产之中的长期变化。
您同时研究新教与天主教。这样的研究视角如何改变了您对宗教改革的理解？
沃尔沙姆：我的工作有一个也许不太常见的特点。我一直对天主教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做了大量关于新教的研究。因为同时观察两者，我更容易看到它们之间的平行性和交叉点。比较新教与天主教，使我对宗教改革所造成的那些未曾预料的后果，形成了更加复杂而细致的理解。
宗教改革当然造成了深刻的分裂，但两个阵营并不能被理解为完全封闭、彼此没有联系的世界。它们相互观察、相互批评，也会在竞争中调整各自的语言、实践和身份。研究其中一个阵营，同时忽视另一个阵营，很容易把宗教改革写成过于整齐的对立。
您的导师科林森强调，宗教信仰本身是历史中的能动力量。这一判断如何影响您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沃尔沙姆：像我前面所说的，宗教不能被简化为政治结构的附属现象，也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控制的借口。人们相信什么，如何理解上帝、真理、救赎和教会，会真实地影响他们如何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彼此分离。宗教改革中的神学变化与政治变化密切交织。但如果我们把信仰只解释为权力利益的表面语言，就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为今天看来非常细微的教义、礼仪和教会制度问题投入如此巨大的情感与行动。
我的研究始终试图认真对待信仰本身的力量，同时把宗教观念放回社会生活、政治变化和文化实践之中。
您后来把“记忆”置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中心。是什么促使您作出这一转变？
沃尔沙姆：“记忆”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具有根本重要性。历史本身就在与记忆打交道，我们无法逃离记忆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能够书写怎样的历史，取决于过去的人保存了哪些记忆，留下了哪些历史叙述。我们所使用的材料，不是未经处理的过去，而是过去的人选择记录、保存和传递下来的东西。
因此，历史学家需要追问，人们为什么记住某些事情，为什么遗忘另一些事情；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如何被当时的行动者和后来的世代中介、改写甚至扭曲。
我对记忆的兴趣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我把记忆本身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也关心记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研究记忆，会迫使历史学家更加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接触过去的方式，本身已经受到一系列记忆建构过程的影响。
在这一研究框架中，宗教改革不仅是一场围绕教义、教会制度与礼仪展开的冲突，也是一场围绕过去的斗争。新教改革者否定了中世纪纪念文化（commemorative culture）的许多实践，天主教徒则努力保存或重建被破坏的宗教传统。不同宗派都试图回答相似的问题：谁继承了真正的教会？谁是殉道者？谁背叛了祖先？什么样的过去应当被纪念，什么样的过去应当被遗忘？
由此，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人们相信什么，也改变了人们如何记忆过去。
福克斯《行实与纪念碑》（Actes and Monuments）1563年版木刻画，表现圣像破坏及新教礼拜秩序
十六、十七世纪的人们主要通过哪些媒介记忆和解释宗教改革？
沃尔沙姆：与今天一样，当时也存在许多记录和传递记忆的媒介。人们总是希望记录自己的经验。它可能是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可能是一个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
一方面，人们会撰写历史和编年史。另一方面，也存在大量私人和个人记录。人们会在家庭使用的《圣经》中记录出生、婚姻和死亡，会撰写家族回忆，也会保存家谱和族谱，记录自己的祖先。
重要的是观察这些不同形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官方叙述、宗教历史和家庭记录并不彼此隔绝。它们共同塑造人们对过去的理解。
我们还必须留意人们没有说出的内容。史料中的“沉默”与史料明确陈述的内容同样重要。
您在《世代：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年龄、血脉与记忆》中，为什么选择“世代”作为分析宗教改革的框架？
沃尔沙姆：“世代”提醒我们，不同年龄的人以不同方式经历历史变化。宗教改革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出生并成长于旧有的宗教世界，有些人在新教制度中长大，还有一些人经历了多次宗教政策与礼仪秩序的变化。年龄、家庭和祖先关系，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
记忆也与“身份”（identity）密切相关。每一个国家都会回顾自己的过去，因为过去对于当下，甚至未来的身份都很重要。宗教共同体也是如此。教会拥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对于塑造宗教共同体的身份至关重要。
人们通过关于祖先的故事、家庭记录和宗教传统，理解自己属于谁，也理解自己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宗教改革因此不是一个只发生在国家、议会和教会高层的事件。它进入家庭，也进入人与祖先、父母和后代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宗教改革史主要依赖文字材料，但您的研究也大量使用物质文化和景观。物件能够为历史学家提供哪些文字材料无法提供的线索？
沃尔沙姆：各种物质对象都具有非常具体和可触摸的特性，手稿本身当然也包括在内。在数字化世界中，我们经常通过网络接触过去的材料，与原物之间隔着一层屏幕。但亲手接触一件物品，与过去曾经触摸、使用或书写它的人形成某种直接联系，是很难被完全替代的经验。
历史学家需要想象力，才能尝试解释这些对象。物件中有许多没有被明确说出的信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使用直觉和想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地猜测。我们可以观察图像、使用痕迹，也可以研究物件如何从一个地点被移动到另一个地点。
例如，一件物品原本可能位于教堂中，具有礼仪功能。宗教改革之后，因为不再符合新的礼拜需要，它可能被移出教堂，进入私人家庭。这种位置变化本身，就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意义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物件原本可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后来却成为家庭中的纪念物或其他类型的对象。历史学家必须关注这种迁移，因为物件的移动和重新安置，能够揭示它们的意义如何变化。
这是否也是您在《景观的宗教改革：近代早期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宗教、身份与记忆》中研究圣井、树木、石头和废墟的原因？
沃尔沙姆：是的。宗教改革并不只发生在教堂制度和神学文本中，它也改变了人们观看和理解周围景观的方式。
树木、石头、水井、废墟和地方遗迹，都可能承载宗教意义与历史记忆。宗教改革者可能把某些地方视为迷信的遗存，但其他人可能继续记得它们过去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新的方式保存这些记忆。
景观并不是宗教变化的被动背景。它保存了变化的痕迹，也成为不同记忆相互竞争的场所。
沃尔沙姆著《景观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of the Landscape，2011年）书封
您多次提到“逆纹理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这种阅读方式具体意味着什么？
沃尔沙姆：“逆纹理阅读”并不是我创造的说法。它是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也可以概括历史学的一项核心批判方法。
我们不应该完全信任自己的史料。必须追问这些材料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说话，为什么要做它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怀疑表面叙述之下是否存在另一层尚未被讲述的故事。
一份文献说了什么，只是分析的一部分。它没有说什么，隐藏了什么，又如何创造性地重组和解释过去，同样应当成为讨论的一部分。
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很早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史料不能被当作透明的事实记录。对材料保持怀疑，是历史学家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的实践。
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史料中的沉默、缺席和隐藏信息时，如何避免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材料？
沃尔沙姆：历史学家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解释位置。我们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文化和学术训练的塑造，因此必须不断反思自己带入材料中的假设。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必须保持严谨。想象力要建立在对史料类型、历史语境、保存环境和物质痕迹的细致观察之上。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随意填补史料没有提供的内容，而是提出材料能够承受的问题，并承认哪些地方仍然无法得到确定答案。
不过，沉默本身并不会自动证明某种历史经验。它首先构成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研究者必须把沉默放回档案形成、材料保存和权力关系的具体过程之中，才能判断它意味着遗忘、压制、文类惯例，还是单纯的材料缺失。
您的研究结合了宗教史、文化史、物质文化和记忆研究。您如何理解跨学科研究对历史学的作用？
沃尔沙姆：历史学家总是自己所处学术文化的产物。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学者时，文化史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方向，它尤其受到人类学的塑造。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的研究，对历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这些影响已经深深进入历史学的主流实践，我们也许不再把它们视为特别的“跨学科”，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我自己也尽量广泛阅读，包括记忆研究中的理论文献。我曾在“记忆宗教改革”项目中与文学学者合作，现在参与的另一个跨学科项目，也包括认知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
我接受过英语文学训练，这使我格外关注语言。语言一直是我书写历史时非常重要的问题。历史人物如何选择词语、组织叙述和表达经验，会影响我们怎样理解他们的信仰与行动。
近年来，您的研究兴趣进一步转向情感史。这是新的研究方向，还是此前工作的延伸？
沃尔沙姆：近年来，历史学界对情感史的兴趣不断增长，它在我的研究中也变得更加重要。不过，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过去的情感很难直接进入史料。历史学家往往能够看到的是情感的语言、表达和表演，而不是未经中介的情感本身。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我近来围绕“宗教运动：近代早期基督教史中的运动与情感”（Religious Movements: Motion and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Christian History）进行研究。在这个题目中，“运动”（motion）可以指身体移动、迁徙、朝圣、流亡和宗教传播；“情感”（emotion）则帮助我们思考信仰、恐惧、悲痛和热忱如何推动人们行动。
历史研究总是受到当下学术趋势的影响，但它也经常循环往复。我们会重新回到一些过去曾经重要的主题，以新的眼光再次研究它们。研究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不断发现全新的对象，也包括对看似已经解决的旧问题进行修正主义式的重访（revisionist return）。
历史研究者在今天如何自处：数字化与AI时代
您的学术生涯横跨了纸本档案、缩微胶卷和大规模数字化资源的时代。数字化最根本地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哪些方面？
沃尔沙姆：这种变化是非常显著的。我刚开始学术生涯时，还没有互联网。事实上，我当年决定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无法接触许多研究所需的史料。当然，那时已经有缩微胶卷，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缩微胶卷，但材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实现数字化。
数字化使人们能够更快地开展研究，也使身处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者能够接触过去必须亲自前往特定档案馆或图书馆才能查阅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研究更加民主化（democratized research）。
不过，这种民主化并不完整。很多数字化资源并不是免费开放的，研究者仍然需要通过大学或研究机构订阅数据库。不同国家、不同学校和不同职业位置的学者，拥有的访问权限并不相同。因此，数字化扩大了研究机会，也可能制造新的限制和不平等。
这是否意味着，数字化既缩短了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地理距离，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数字鸿沟”？
沃尔沙姆：是的。数字化使许多材料更容易获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注意，能够在网络上看到某项资源，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它。
昂贵的数据库订阅、机构之间的资源差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平衡，都会影响研究者能够提出和回答什么问题。技术当然可以开放知识，但开放本身也取决于制度、资金和访问权限。
除了扩大史料的可及性，数字工具是否也改变了历史学家的阅读方式和提出问题的方式？
沃尔沙姆：是的，当然改变了。数字化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使我们能够在文献中进行关键词检索。今天，我们可以迅速搜索某一个词，定位可能相关的段落。在过去，研究者可能必须从头到尾阅读一整本书或大量材料，才能判断其中是否包含自己需要的信息。检索显然提高了效率，也帮助我们发现过去不容易发现的联系。
不过，搜索引擎也带来危险。我们可能只提取那些看起来与自己问题相关的部分，却不了解这些片段在整份文本中的位置。过去从头到尾阅读一本书，研究者往往会对文本形成更完整、更整体的认识。关键词检索则容易使材料变成彼此分离的信息片段。
因此，我经常提醒学生，找到一个词或一段话之后，必须理解它放在原文中的意义，将文本视为一个整体。我们要追问：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本？它为什么被写出来？作者是谁？它写给什么样的读者？人们如何阅读和接受它？如果研究的是物件，还要追问人们如何使用它。
历史解释不能停留在搜索结果上。搜索结果只是把研究者带到材料面前，真正的解释工作从那里才开始。
1631年伦敦版《钦定版圣经》《启示录》末页，可见十九世纪添加的家庭出生记录
数字化图像越来越清晰，有时甚至可以放大肉眼难以辨认的细节。为什么您仍然强调亲自接触原物的重要性？
沃尔沙姆：数字图像具有巨大的价值，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通过屏幕观察一件物品，与亲手接触它，仍然是不同的经验。
一本书、一件首饰、一只杯子或一份手稿，都具有具体的尺寸、重量、材质和使用痕迹。有人曾经触摸、阅读或佩戴这些物品。面对原物，可以使历史学家注意到二维屏幕或现代整理本无法完全传递的特征。
这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接近。物件的装订、磨损、批注、修补和位置，都可能成为历史证据。一个数字图像可能清楚呈现一页文字，却未必使研究者理解这页文字在整本书中的位置，也可能难以完整表现书籍曾经如何被翻阅和使用。
因此，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可能失去什么。数字图像并不是原物的无损替代。
您是否担心，在史料越来越容易通过屏幕获得之后，年轻研究者会逐渐失去对材料物质性（materiality）的敏感？
沃尔沙姆：这确实是一种风险。我们需要训练学生理解，手稿不只是其中的文字，旧书也不只是可以被转换为可搜索文本的信息容器。
材料的物质性是其历史意义的一部分。它在哪里保存，如何装订，谁在页边留下批注，哪些部分受到磨损，都会告诉我们人们如何使用和理解它。
当然，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够亲自接触全部原件。数字化为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替代途径。关键在于不要忘记屏幕上呈现的是一件物品的特定再现，而不是物品本身的全部。
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已经能够在数秒钟内总结论文、生成文字并整理大量信息。您认为AI将给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带来什么变化？
沃尔沙姆：这是我近来思考很多的问题。技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人工智能的兴起迫使我们认真追问：在机器能够迅速总结一篇文章的世界中，历史学家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我认为AI一定会改变许多事情。但历史学家仍然必须坚持我们的核心工作，也就是回到史料源头。面对互联网上的信息，我们必须带着批判的眼光追问：它可信吗？它来自哪里？依据是什么？
正如文艺复兴以来的学者所强调的，我们需要“回到源头”（ad fontes）。当AI向我们提供一个答案时，我们要回到原始材料，检查它告诉我们的内容是否与证据相符。
就我目前的理解而言，AI主要消化已经存在的知识，并对其进行归纳和重组。它能够总结已经被知道的事物，但至少在目前，它不能真正知道那些尚未被知道的事物。
未来当然可能发生变化。不过就现在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仍具有某些独特性。我们发现新的材料，提出此前没有被提出的问题，也从旧材料中看见过去没有被注意到的意义。
这是否意味着，AI可以辅助处理信息，却不能自行决定什么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沃尔沙姆：我认为历史学的核心之一，就是学习提出正确的问题（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如果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史料就可能向你提供答案。如果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材料不会自动告诉你需要知道什么。
历史学家必须像侦探一样工作。要不断回到史料，追随线索，尽可能追溯到问题的根源。在亲自查看文件之前，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人的说法。
AI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信息、发现模式或提高某些工作的效率，但研究者仍然必须判断信息是否可靠，理解证据的语境，并决定一项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人文学者的焦虑。您是否认为这种焦虑具有历史先例？
沃尔沙姆：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焦虑。印刷书籍兴起时，人们同样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受到威胁，也担心智识劳动将发生根本变化。
但人类总是会逐渐适应新的技术。我希望并且较为乐观地认为，这一次我们也会作出调整。这些技术变化迫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作为学者，我们究竟做什么，在社会中具有什么位置。我们需要证明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不能简单假定这种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历史学在过去一直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变化，我希望它在未来也能够继续这样做。
历史学是否应当通过强调人类解释的不可替代性，来维护自身边界？
沃尔沙姆：我认为，我们需要说明历史学家能够提供什么，但也不应把技术简单视为敌人。新技术可以创造新的研究可能，也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过去难以处理的材料。
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批判性。技术不能代替研究诚信、史料批判和解释责任。无论工具如何变化，历史学家都必须清楚自己使用的材料来自哪里，采用了什么方法，又如何得出结论。
您研究宗教宽容、宗派共存和宗教冲突。这些近代早期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提供启示？历史学者是否应当主动回应现实问题？
沃尔沙姆：历史当然具有现实意义。过去可以与今天的问题产生共鸣，也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世界。
不过，我不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直接用过去解释现在，或者为未来开出药方。我的职责首先是帮助人们理解过去。过去往往是陌生、令人困惑，甚至难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尽可能解释那个世界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运转，人们为什么那样思考和行动。通过理解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我们也许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人类境况。
如果这种理解能够帮助人们思考今天的问题，当然是有益的。但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过去动员起来，使它服务于某一种现实议程，就可能出现问题。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并非自觉。
历史具有相关性，也会产生回响，但应当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不是把它编排为某种既定事业的证明。
在英国和欧洲日益世俗化的环境中，宗教史是否越来越难以被学生和公众理解？
沃尔沙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中，尽管也存在相反趋势，宗教在当代政治中的力量仍然非常明显。
许多英国和欧洲人不再自觉地生活于宗教文化之中。这会使近代早期的宗教世界显得非常陌生。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如此重视教义、礼仪和教会制度，甚至因为这些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这种距离会带来困难。如果研究者不理解信仰本身的力量，就可能把宗教还原为政治工具、社会控制机制或单纯的身份标签。
不过，距离也可能成为一种优势。当我们不属于某种文化时，有时能够从外部看得更清楚。问题是，我们必须警惕把自己的现代假设带入过去。
宗教史仍然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宗教在现代世界中依然具有力量，也因为宗教史要求我们理解一个与自身经验相距甚远的世界。这是一项困难，却值得承担的挑战。
您认为英国史、宗教史和近代早期史未来可能出现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沃尔沙姆：我并不是预言家，无法准确判断下一个热点是什么。不过，历史学家始终会受到当代关切的影响。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史和气候史。关于性别身份的公共讨论，也推动了对过去性别和跨性别身份的研究。
但历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条不断抛弃旧问题的直线。它经常以某种循环方式前进。我们会重新回到曾经重要、后来似乎已经失去吸引力的问题，以新的材料、新的概念和不同角度再次研究它们。
因此，新的研究既来自新议题，也来自对既有问题的修正主义式重访。所谓经典题目并不会真正被穷尽。
在这一过程中，中英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沃尔沙姆：国际学术交流非常重要。我的学术生涯中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美国、中国和南非等地的学者有过许多交流。
接触不同的学术文化，会迫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训练和方法。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如何提出问题、怎样使用材料以及如何书写历史，都受到特定学术环境的塑造。其他人也同样如此。
十多年前，我曾参加一个中英学术会议。那次经历使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训练存在明显差异，但也具有共同之处。我们都对过去怀有热情，也都相信过去是理解人类经验的重要途径。
即使中国和英国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历史变化、断裂和动荡，仍然可以围绕世代、记忆和长期社会变化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这种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沃尔沙姆：一个非常明显的障碍是语言。
我们现在用英语交谈。我非常钦佩你能够用英语采访我，因为我不会说中文。英语在今天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学术语言，这使英语世界的学者有时过于自满。我们不需要像其他国家的学者那样努力学习外语，因而容易忽视这种不平衡。
英国学者尤其需要更加努力地克服这种问题。AI也许可以帮助人们跨越语言障碍，但没有什么能够完全代替自己掌握一种语言。
语言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也与不同的学术传统有关。我也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理解中国学者如何提出问题和训练历史学家。
真正的国际交流不应只是单向传播知识。它也应使双方重新认识自己所习惯的方法、概念和学术制度。
您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这次对话，向历史研究者传递什么？
沃尔沙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每一天都在学习。你会读到新的东西，看到一份不同的史料，然后想：“我昨天竟然不知道这一点，真令人难为情。”
某种意义上，知道得越多，反而越意识到自己知道得很少。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对那个世界和那段过去仍然有多少不了解。
因此，我认为历史学家必须保持谦逊（humility）。
是否可以说，历史学家应当永远做一个学生？
沃尔沙姆：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罗彰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