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弗朗茨·杰森（Franz Jessen）

前欧盟驻菲律宾和越南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欧盟-亚洲关系经济学家

塞巴斯蒂安·康丁（Sebastian Contin Trillo-Figueroa）

欧亚关系专家，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研究员

与经济相关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中国、日本乃至美国都引发了合理担忧，而在欧洲尚未受到同样的关注。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未来十年它将面临类似挑战。欧洲似乎对这些变化毫无准备，它仍专注于恢复昔日的全球地位，而不是适应其他大国不断赶超的新现实。

欧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是它经济失败的佐证。自2000年以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欧盟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已从22-23%下降到14-15%。一个如今只占人口1/20的大陆，自然不能指望它的全球生产份额，还与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处于世界贸易边缘时一样。数据中看似属于欧洲的衰退，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追赶和填补。

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比拼竞争力的争论，其背后的核心假设在数学上是不成立的。曾经让欧洲占据更大全球产出份额的人口和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欧洲经济权重下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转型，而不仅是欧洲自身表现滑坡，因此，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

这将深刻重塑中欧关系的平衡，使其向中国一方倾斜。然而，欧洲却几乎没有为此做准备，而是忙于应对另一个衰落的大国俄罗斯。因此，中国更有能力定义这段关系的未来。欧洲若不能趁其仍有分量影响中国之际，与北京携手塑造未来，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世界大多数地区将出现人口下降。

这些不意味着竞争力或领导力不再重要。 欧洲生产率增长已经放缓，其能源政策先是受制于一个敌对的供应商，如今又面临一个反复无常的供应商。欧洲政坛常将行动误认为是战略，试图在欧洲层面进行改革，因为国内改革往往难以实施。然而，欧洲许多关于竞争力的辩论，似乎都认为仅靠提升生产率增长，就能恢复欧洲在全球的比重，人口结构和移民只是次要背景，而非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

我们将这一底层逻辑定义为“繁荣溢价”：一个地区的全球产出占比，等于该地区全球人口占比，乘以该地区人均收入相对全球平均水平的倍数。2000年，欧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3%，人均产出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到2023年，其人口占比下降到5.6%，其繁荣溢价略有下滑，从3.0降至2.6。

因此，即使在全球产出占比下降的情况下，欧洲仍是世界上最富裕地区之一。变化的是人口权重，而非相对富裕水平。自2000年以来，实际收入持续增长。尽管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能源冲击，欧洲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然而，在当今人口条件下，要恢复欧洲从前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需要欧洲民众相对富裕程度比当下再提升51%，而这是无法达到的。

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占比将持续下降至约4.5%，而全球人口则将攀升至97亿。仅在2050年前维持目前14-15%的世界产出占比，就需要繁荣溢价从2.6升至3.2，即增长23%，这是不现实的。

这不是为欧洲自身的政策失误开脱，反而更加凸显实施大刀阔斧改革的必要性。生产率增长放缓，前沿技术未达预期，资本市场碎片化难以孕育能与美国科技巨头媲美的企业，防务规划所依托的安全假设也不再适用。

更深层的失败在于，欧洲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能正确诊断问题。2024年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详细列出了创新短板和投资缺口，但报告衡量成功的标准，却依然是恢复全球产出占比，而人口结构已判定这是遥不可及的。

日本展示了放任人口结构问题自由发展的富裕国家会走向何方。日本GDP占比在1990年代初达到顶峰，为7%至8%，繁荣溢价为3.3；到2022年，日本GDP占比降至4%，繁荣溢价降至2.5。由于生育率徘徊在1.2左右，日本人口到2060年将减少近1/4。日本仍然富有且技术先进，但劳动力规模收窄意味着更窄的税基、在经济谈判中更弱的筹码、限制国防开支，并制约其将财富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

美国的故事则是相反的。美国相关行业的生产率表现优于欧洲，而人口结构和生育率放大了这一优势。如果不算那些移民和较高的出生率，美国的人口及其全球产出占比将与欧洲非常相似。更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更强大的企业只是美国优势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持续增长的人口，而欧洲人口却没有增长。

中国让这一图景更加完整，拉长时间维度看，也使之更加复杂。1950年，中国人均收入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到2023年，几乎已经与世界平均水平趋同，繁荣溢价为1.05。鉴于其14亿人口的体量，这种趋同重塑了全球经济，或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篇章。

但中国自身的人口考验正在逼近：生育率已骤降至每名妇女大约生一个孩子，支撑中国在1980年至2015年间崛起的制造业生产率追赶红利已逐步消退。这个时机对中国的影响比欧洲更为严峻，繁荣溢价公式能解释其背后缘由。

欧洲的溢价为2.6，即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半，高到足以使即便人口萎缩，欧洲人依然保持富裕。中国的溢价则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萎缩的人口，如果没有相对收入的更大跃升，按照同一套经济逻辑，中国全球产出占比同样会下滑。区别在于，中国人均收入起点远低于欧洲。

中国认识到了这种紧迫性，并正在采取措施应对，从象征性的鼓励生育政策到实施结构性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及在制造业和医疗保健领域通过机器人新技术加速自动化。中国最终是会像日本那样，依托雄厚经济基础步入老龄化，成功管理转型，还是会重蹈清朝的衰落？清朝时尽管人口众多，但其全球产出占比从1800年的约30%下降到1914年的不足10%。彼时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6%，GDP份额下降到9%，繁荣溢价仅为0.34。

这段衰落史深深烙在中国领导层对现代史的叙述中，这有助于解释该国推动技术自主和产业升级背后的紧迫感。人口结构对欧洲而言并非宿命，对中国也同样如此，但中国的容错空间要小得多。

▲2025年预测中国人口结构。（图源：国联证券研究所）

这使得这个问题从欧洲视角下的双边博弈，变为三方角力。美国仍是一个异类，通过移民和高生育率继续获得人口优势。欧洲和中国，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时间表，正面临同一困境：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生产率必须 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才能维持现状。这既是经济现实，也是地缘政治现实，短期内其结果将是更多的摩擦。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国内需求降温，其越来越不依赖廉价劳动力且日益自动化的制造商，正不断进军欧洲长期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汽车、机械、可再生能源设备。

正是在此处，两者出现了分化。中国不太可能用移民来抵消其人口下降，而欧洲拥有这个杠杆，有望在较短周期内改变轨迹。中国也可以通过加速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并将工人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岗位，来维持劳动力供应和生产率。在欧洲，从经济角度看，优势似乎更明显：适龄移民可以扩大劳动力队伍、维持养老金体系并缓解劳动力短缺。然而，政治算术远没有那么宽容，想要依靠移民提升人口全球占比，所需移民规模远远超出当下选民能够接受的范围。

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替代方案是效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争夺高技能移民，这些人申请专利和创业的比率高于平均水平。选择性移民可以推高欧盟维持影响力所依赖的繁荣溢价。

欧洲无法恢复过去的人口状况。用一个已经消失的基准来衡量成功，只会让每一次有关竞争力的辩论都以失望告终，因为这个标杆已变得遥不可及。中国也开始面临同样的情况，其经济占比将受到比欧洲更剧烈的生育率下滑的影响，既没有欧洲的高人均收入作为缓冲，也没有移民作为安全阀。与此同时，美国在人口结构上与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对欧洲而言，改变现状需要聚焦经济和安全利益。一个富裕且正在萎缩的大陆，仍然可以掌握发展主动权，而不是追逐它再也无法实现的全球产出占比。对于中国来说，任务是在自己的人口红利触顶之前，将已经建立的规模转化为持久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变老之前先变富。两个巨人，在不同时间周期上衰老，受制于同套个人口经济规律，而一个人口仍在增长的美国与两者距离越拉越大。这场竞争也将定义本世纪全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