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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因地缘政治波动频繁,香港市民及各行各业长期面临「日日挨贵油」的沉重压力。香港油价高居全球前列,社会上时常讨论是否应透过集中向内地采购成品油来降低油价,甚至质疑「内地油价长期维持在7至8元人民币,为何向内地采购后香港依然卖20多元」。这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大众往往将「油品进口价」误认为是决定零售价的主要因素。要真正破解高油价困局,必须勇于直面问题的核心——推高香港油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油品采购的源头,而在于现行的高地价招标制度、固定燃油税以及长期缺乏透明度的市场监管体系。
△国际油价因地缘政治波动频繁,香港市民及各行各业长期面临「日日挨贵油」的沉重压力。
揭开油价结构的黑盒:地价与税负才是主因
事实上,在香港每公升高达20多港元的车用汽油零售价中,油品本身的进口来价(CIF)仅占总价约三成左右。其余近七成的成本,完全由硬性税负、高昂地价及营运溢价所构成。
△在香港每公升高达20多港元的车用汽油零售价中,油品本身的进口来价(CIF)仅占总价约三成左右。其余近七成的成本,完全由硬性税负、高昂地价及营运溢价所构成。
首先,香港政府对车用无铅汽油征收每公升6.06港元的固定应课税,无论国际油价高低,这笔硬性税负始终纹丝不动,直接奠定了油价高企的底线。其次,更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油站土地招标制度。长期以来,地政总署批出油站用地主要采用「价高者得」的公开招标方式。各大油商(包括本地及内地背景油企)为了抢占战略据点,竞相出高价投地,单一油站地价动辄数亿甚至十数亿港元。这些庞大的土地成本,最终全数被计入营运成本,摊分到每一升油的零售价中。
因此,即便以每公升极低廉的价格从内地采购成品油运到香港,加上6.06港元的燃油税、摊分的高额油站地租以及本地人工与物流成本后,泵房的零售价依然居高不下。这说明了为什么单纯在供应链源头做文章无法解决问题,因为真正吞噬市民钱包的,是后端的制度性成本。
政府的政策矛盾与监管角色
△从制度设计与财政结构来看,特区政府在现行油价结构中,客观上扮演了制度制定者与成本推手的角色。
从制度设计与财政结构来看,特区政府在现行油价结构中,客观上扮演了制度制定者与成本推手的角色。政府透过「价高者得」的招标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同时透过固定燃油税获得稳定的库房收入,这使其在面对高油价时处于一种微妙的政策矛盾之中。
过往,政府往往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由,对油商「加快减慢、加多减少」的定价策略抱持放任态度,缺乏对油价加减机制与利润上限的有效监管。即便是早在2008年已获免征燃油税的车用柴油,其零售价与进口价的差距近年依然持续扩大,反映出油商将汽油的高地价与营运成本大幅转嫁至柴油产品上,而汽柴油监管的长期脱节,变相纵容了这种成本转嫁。
对症下药:改革招标制度与划一监管
若要真正打击「油魔」,政策的重锤必须直接砸在「土地招标、价格监管与税制调整」这三大核心症结上:
第一,切断「价高者得」的地价锁链。政府应彻底改革油站土地招标机制,不再以标价高低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引入「零售价承诺」或「利润率上限」作为投标评分指标。甚至可仿效资助房屋概念,推出「特许经营平价油站」用地,由政府给予地价折扣,但规定营运商必须以成本价加合理利润销售,从而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倒逼现有油商降价。
第二,推行汽柴油划一监管与成本透明化。政府应将汽油与柴油一并纳入统一监管框架,立法要求油商定期申报并向公众公布进口价、地租成本、营运开支与零售价的详细拆解,揭开营运「黑盒」,并设立价格调整运算公式,避免油商过度溢价。
第三,建立灵活的浮动燃油税机制。在国际油价暴涨或本土经济下行时期,实施动态税率调节,适度减免燃油税,直接在零售端为市民及运输业界减负。
结语
△香港高油价问题并非不可解的经济死结,而是一个考验政府治理决心与政策取向的制度难题。
香港高油价问题并非不可解的经济死结,而是一个考验政府治理决心与政策取向的制度难题。如果政策制定者继续回避高地价招标模式与缺乏监管的市场结构,仅靠源头采购的微调,绝不可能解开高油价的困局。唯有勇敢打破高地价利益的枷锁,将汽柴油划一纳入透明监管,才能切实保障市民权益,让香港摆脱「油魔」的长期困扰。
文:陈祖光
立法会议员、同仁基金会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顾问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坚料网立场